三月,很多人都去了台灣,我沒去,還沒去過。幾星期前看《康熙來了》,看到一輯幾個在眷村長大的製作人、藝人談他們眷戀的眷村,其中王偉忠為給媽媽、自己與孩子留一個紀念,還花了四五年時間在自己的家鄉嘉義建國二村拆掉之前拍下紀錄片《偉忠媽媽的眷村》。他在范瑋琪《那些花兒》的歌聲後,於開場白裡說道:
「全省的眷村都有這樣的一個巷子,然後好像都有一棵大榕樹,樹下有幾個破椅子;這破椅子很重要的,眷村的媽媽就在那餵我們吃奶、吃飯,餵我們長大,也是眷村爸爸談論國家大事的地方。我們總是認為眷村子弟是非常幸運的,因為我們經歷過中國近代史的一次民族大遷移;眷村裡那麼多戶,來自中國各省,各省的人有各省的民俗,我們非常有幸能活在這樣的環境裡。
「民國三十八年,一群跟著國民黨來到台灣的家人跟他們的眷屬在政府安排下來到了嘉義,按著軍種與軍階,給分派住進建國二村。那時候的建國二村有479戶是由空軍總部克難興建,82戶是接收日據時代所留下來的大房子,共有561戶大家熱熱鬧鬧、吵吵雜雜的住在一起。一轉眼五十年過去了,所謂的時代進步,對於眷村而言,似乎只停留在某一個階段,就沒有跟著台灣繼續成長。單薄的竹籬笆已經無法成為眷村的屏障;村子裡高掛的廣播系統,過去經常傳出各地不同的鄉音,後來鄉音的種類越來越少,狹窄的巷弄也不復當年的吵雜、熱鬧了,只剩下老人們的交談聲與孤獨的背影。過去橫跨在馬路上方有如萬國旗的晾衣繩,也只剩下稀稀落落的衣物;一張張老舊的照片,記錄這一群遠離家鄉、從遊子成為居民的歷程。」
眷村文學如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眷村電影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都是很多很多年前讓人震動不已的作品,之後便好像有點無以為繼,就如眷村本身的命運一樣,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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