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七十年前的九月五日寫了一篇題為《死》的散文，裡面有以下幾段：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裡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后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為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為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為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卻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Ｄ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后，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著，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煉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為我倘曾貴為宮保（即清代太子的老師），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卻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一個半月後的十月十九日清晨，魯迅於上海施高塔路家裡去世，享年五十五歲。一九四九年解放後，施高塔路改名為山陰路；浙江山陰、會稽兩縣民國初年合併為紹興縣，紹興乃魯迅的故鄉。山陰路原來也是因魯迅而得名，在這路上住了十六個月，到今天才知道。原來，魯迅死後三天，紅二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東北的將台堡會師，紅軍長征也正式結束。生活真有意思，果真宜活到老、學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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